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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节”在2014年夏至广为人知。那天，“狗肉节”在微博热门话题中排名第一。也就是那天，去榆林抵制“狗肉节”的人突然进入了网络视野。外界习惯称他们为“狗爱好者”。
网络印象中的“狗爱好者”高价买狗，干扰食客，搞笑行为艺术。反对者讽刺他们不讲理，闲得蛋疼，“狗奴圣母婊子的玻璃碎了”，指责他们被指示被国外“狗权”洗脑。
现在说到“狗肉节”，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吃狗肉的地方，一群人爱狗，他们抵制，反对，然后被嘲笑。事实上，他们与当地人的观念冲突也在逐步发展。在这里，我们可能已经接受了“吃狗肉”当然是野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更大的人群中，这个概念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围观关于“狗肉节”辩论的人。纪录片《汪汪》(环宇，2015)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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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保护猫狗等伴侣动物权利的概念是外来的吗？这种保护的概念是如何说服不要吃狗肉，以及如何反弹？2015年6月，为了收集硕士论文的材料，作者前往榆林进行实地观察和访谈，即在那里（以及北京、重庆等地的案例访谈），他看到了过去几年如何在不同的想法和立场上相互竞争。谁更能说服谁？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视频编导 | 吕婉婷
为什么他们抵制“吃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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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权利”来自哪里：两种说法：
从游牧农业到工业城市化，狗是人类漫长进化史上最古老、最成功的动物之一。正如“狗是人类的朋友”所表明的，它们的情感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情感。“动物权利”旨在改变整个社会对它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将其提升到保护生命权和尊严权的价值观。
根据欧洲的起源，动物权利将启蒙时代以来的生命、尊严等权利延伸到其他动物身上（non-human animals）他们认为动物还没有获得基本权利，是最后一批不完整的“局外人”。这一概念支持了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动物权利运动，倡导者抵制动物实验、动物表演、狩猎和毛皮动物繁殖和贸易。
英国纪录片《黑暗交易》（Shadow Trade 2016）画面。
然而，动物权利在中国没有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法律政策基础，也没有广泛的概念支持。
2015年夏至前一天下午，在去榆林某菜市场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举牌反对外来行动者:“爱狗的人是卖国贼！”“勾结海外势力！”这句话已经成为反对者和榆林(城市)当地人的流行观点。行动者认为他们“被民族主义或阴谋论洗脑”。
我更喜欢改变我的观点。在当地人的记忆中，自20世纪末以来，屠宰和吃狗肉一直是一种常见的饮食习惯。当我和他们聊天时，我经常听到“吃得好（狗肉），为什么我不能吃呢？”关于“不杀狗”的倡导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奇怪的谈话”，闻所未闻，不知道从哪里来，不能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
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去榆林抵制“狗肉节”的行动者都理解“动物权利”，有些人不知道国外在半个世纪前就采取了倡导和行动。在与当地人辩论的过程中，他们无法说出“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眼里，狗是忠诚的伴侣动物，爱狗就是爱脆弱的情感。他们受不了被虐待和屠杀，所以他们应该站出来谴责和抵制。
美国纪录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 2005）画面。
那么，他们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位狗训练师说，由于无法忍受“狗肉节”的屠杀，他躲在郊区的寺庙里，夏至时不上网，也不看新闻。在“狗肉节”的前夕，我采访了一位来榆林的运动员两个半小时。她哭了四次多。在回到酒店的出租车上，我面对窗外，“明天无数的‘狗’会被残忍地杀死。我真的很不舒服，很难过。”
夏至下午，榆林市下了一场大雨，天空阴沉，不时在闪电和雷声中闪耀。来自四川广元的两名运动员走在狗肉餐厅最集中的市场上，躲在帐篷下避雨。地上的雨聚集在路边，流向下水道，夹杂着狗血。狗在餐厅的后院和市场上吠叫，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血腥的气味。
两个运动员，一男一女。女士向天空哭泣祈祷，然后读了一段祈祷文，让同行记录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和不付诸行动的倡导者来到北京、重庆等地，我发现他们可以把狗的故事追溯到他们的孩子或年轻时。在他们看来，爱狗不是学习的，而是天生的“天性”。
在城市化浪潮下，狗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城市生活中也发生了变化。城市化是土地、人和一些动物的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税收制度”和住房市场改革后，城市化取代工业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狗的数量急剧增加，无论是养宠物还是“吃狗肉”。
这样，“动物权利”的概念似乎只是所谓“后物欲时代”的自然增长，不需要神秘而神秘的宏大叙事来解释。然而，为了说服人们，他们仍然必须从“众生平等”的自然权利中创造动物权利。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简要介绍了动物权利的概念。他说，他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缺乏智力和自由”。然而，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他们也应该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人类有义务维护这一点”。他特别指出，“动物有权不受虐待”。
这是行动者在微博、微信微信官方账号等社交平台反复引用的一段话。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中将动物纳入自然法的范畴，尽管它也将自然法的来源归因于洛克等不可验证的神圣来源。面对如何解释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他们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资源来支持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不得不转向历史和欧洲，从那些熟悉的思想家那里寻找基础。
卢梭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它很有名。一个更熟悉行动者，另一个更有可能成为他们抵制虐待和杀死伴侣动物的知识权威。因此，写《动物解放》的彼得·辛格很少被提及——除了少数身份是学者或律师的行动者。
《动物解放》是彼得·辛格的作品(译者:祖述宪；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中译本重版。
这些想法只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借来的一种说法。换句话说，他们试图用知识权威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内心长大的“爱狗”情感，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怜悯。这种“拉旗”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动物权利”的核心是传播的，也不意味着它们受到国外的影响。这是一种误判。
然而，我去榆林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和当地人聊天。他们说外国抗议者是“被指示的”，问他们为什么不爱牛、鸡、鸭和鹅。他们接受爱狗，不能接受别人来抵制他们吃狗肉。
2015年7月，我去重庆拍摄《狗肉节》纪录片《王王》。导演环宇说，那年夏至，一个蔬菜市场附近的一栋建筑被雷击，一些前来抗议的行动者高呼，认为上帝在惩罚它。亚热带地区夏天说雨就是雨，广西下大雨很正常，求助神秘力量的解释也说明他们目前观念竞争困难。为了向他人证明观念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寻找广泛的话语资源。
如何说“动物权利”:三种论证:
在动物权利行动者看来，屠杀狗是不人道和野蛮的。他们所说的野蛮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状态。在“狗肉节”前夕，来自广州的陈女士走在街上，经过垃圾场、红绿灯和服装市场的扬声器也会抵制和厌恶。
玉林东口菜市场外的辩论。
自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的一些人在夏至来到榆林抵制“狗肉节”。从那时起，他们发表了语言论证，并希望说服当地人放弃“吃狗肉”。这些话一个接一个地反弹，他们改变了策略，从早期的道德论证到健康论证，然后再到后来的法律论证。每一个变化都不一定会完全放弃以前的策略。
“你去哪了我的狗？”、“我是人类的朋友，请不要吃我。”、“做文明中国人，不吃猫狗肉！他们在早期就使用了道德论证，认为这会激起当地人的同情，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幸的是，在当地人和网络反对者的观念中，猫狗不一定是伴侣动物。相反，这些倡议和行动遭到了网络意见的抵制和嘲讽，被认为是矫情、“狗粉”、崇拜邪教的“拜狗教”、“狗能神教”。他们拒绝承认行动者称自己为“(公益)志愿者”，一些反对者列出了一个名单，叫做“狗能神教十二大护法”，名字来自“全能神教”。列表全文为“大字报”笔法，对行动者的职业、人际关系、个人经历等信息了如指掌。
令人感慨的是，一些行动者强烈的精英感和非此即彼的“野蛮与文明”二分法往往把自己置于不利的舆论地位，在反精英与民粹主义的网络上不断受到敌视。“你是有钱人，说文明，我们穷人野蛮，所以吃狗肉。”就连网络名人“凤姐”也在嘲讽，这是有钱人有闲情玩的东西。
2014年，他们改变了话语策略，转而使用“吃狗肉对健康有害”和“请为榆林人的健康放下屠刀”的说法。无论是市场辩论、横幅还是文化衫等，它们的变化都是彻底的，基于情感的简单表达不再存在。四川广元的杜女士说：“我们来告诉榆林人，我们来帮助他们远离有害食物，而不是反对他们。”
然而，他们的归因相对模糊，基本逻辑是从患者那里寻找是否有吃狗肉的经验。然而，当地人并没有表现出认可的趋势，“你说这是有害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吃狗肉而生病，即使有一点伤害，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一些流行病学论文证明，榆林狂犬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说服当地人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为它不能证明与吃狗的因果关系。
由于道德论证和健康论证都不理想，他们将继续推进，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论证。虽然法律在早期的“停车救狗”过程中已经在努力使用，但现场抵制玉林还为时已晚。
他们将“吃狗肉”从两个方向合法化。一是质疑杀狗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狗肉运输和流入餐桌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检疫要求。
在北京，曾经组队去玉林的蔡律师告诉我动保界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说是犯罪？这是显而易见的，偷偷抢啊。一个村庄，一个晚上可以偷十几条狗。这些盗窃工具，包括弯刀和带有毒刺的注射器。让我给你讲个故事。一个小女孩捡起这样一根刺，以为是铅笔，就捡起来玩。结果，她不小心中毒死亡。由于这些盗窃犯罪，全国已有几人死亡。即使是警察也不会害怕这些盗窃。这是荒谬和荒谬的。”
狗肉检疫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从原产地(活体检)检疫到屠宰(肉检)检疫都需要一个检疫规程和标准，但狗不属于现行规定的牲畜，不能检疫，不能检疫就不能在市场上流行。
此时，行动者将狗运输者、狗肉餐厅工作人员和狗肉消费者视为非法公民，而不是不文明或野蛮人。到2015年，他们对榆林狗肉节的抗议口号自然出现了“成为守法公民，抵制猫狗黑色产业链！”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没有依法执法。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目前无法遵守。他们发起了报告、信件和投诉，但失败了。
然而，站在对立面的反对者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词，不是污名化的“狗爱好者”、“狗粉”或“拜狗教”，而是变成了“卖国贼”。他们甚至利用《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提出质疑，粗暴地认为对方“被指示”，认为吃狗在当地是很自然的，保护猫和狗就像保护者一样是海外的概念。这是一顶大帽子，试图让行动者感受到高压风险而停下来。我在榆林市看到五辆小公交车缓慢行驶，车身上贴着标语和宣传画：“狗肉节是一种合法的民间习俗。支持吃狗肉的人比爱狗的人多25万，代表舆论。”
这些年来，围绕“狗肉节”和“动物权利”的竞争还没有结束。不同的想法一步一步地进行，一个又一个阶段。一切都还在继续。这些话语冲突只是游戏的一小部分，其他领域还包括行政诉讼、演讲、报告、提案和立法。归根结底，节日狂欢节结束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对于那些参与或关注这个话题的人来说，这仍然是概念的竞争。
谁更能说服谁？短期内不得而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影响它，有些可能更有利于动物权利行动者，有些可能更有利于反对者，如民族主义的兴起。从长远来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发展，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在反思，要求人们增加饲养动物的好处，如牛羊，以及猫和狗的权利。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在这个过程中，渴望“爱狗的自由”和“吃狗的自由”只是一厢情愿，两者必然会竞争。
玉林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在镜头前高兴地祝愿“夏至快乐”。许多孩子说他们不吃狗肉。纪录片《汪汪》（全球，2015年）。
作者|罗东
视频导演，制作|吕婉婷
编辑|西西，宫照华
对翟永军进行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