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雷-狱雷魔龙皮肤是哪个精灵的皮肤
宋仁宗和包拯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包拯作为杰出清官,曾多次直言进谏宋仁宗,两人虽君臣佳话频传,但包拯突然离世引发了诸多猜疑。最新科学分析发现,包拯头骨汞含量异常,难道他真的遭到了宋仁宗的毒杀?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让我们一探究竟。
要说起包拯与宋仁宗的不解关系,究其根源,还要从包拯的家世说起。包拯,字元亮,河南巩县人氏,祖籍陕西眉县。虽然出身不甚显赫,但包家世学子弟,包拯自小就被家人严格要求,勤于学习。及长,他果然成为一名有理有据、正直无私的读书人。
恰逢宋仁宗雍熙年间,朝野腐败,吏治败坏。包拯在任安陆知县期间,果断整顿吏治,营造一方太平,由此闻名天下,被御赐"狱雷"美誉。不久,包拯被征召入京为给事中,直接向宋仁宗陈奏时事,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谏臣。
宋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明君主,他厌恶苛捐杂税、重文重武、倡导节俭。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皇帝,他在继位之初难免有些稚嫩和冲动,在用人和处理军国大事方面确有些许青涩和短视。包拯作为资深官员和大臣,常常直言不讳地进谏宋仁宗,劝其戒骄戒躁,以古训诫身边嫡亲子侄,遏制权奸佞僚。
狱雷
有一次,包拯进谏宋仁宗,说到精彩处时,唾沫星子四处飞溅,竟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身为国君的宋仁宗,却并未动怒,只是偷偷用衣袖擦了擦脸。这一幕无疑展现了宋仁宗宽容、虚心纳谏的可贵品德。
从此,包拯和宋仁宗谐谑有加,包拯成为宋仁宗最得力的智囊和辅佐。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无间,宛如挚友般谆谆教导、殷殷叮嘱。每逢大事,包拯必竭诚相劝,宋仁宗亦循循善诱、虚心纳谏。有时包拯斥责太过火爆,宋仁宗也从不介怀,只是微笑地摇摇头。
包拯与世长辞后,他的墓葬一直存在争议。一说包拯埋葬于河南巩县老家,一说在安徽合肥大兴集。直至1973年,安徽合肥钢铁厂扩建时,考古队开展了包拯墓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在合肥市区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宋代贵族墓葬。墓室内陪葬了十二尊时辰神佣,这是当时只有给予二品以上高官的钦敬。更为关键的是,墓室正中发现一通石碣,碣文铭刻着"宋故给事中包公之墓"九个气壮山河的大字。
通过上述实物佐证,考古队最终确认这就是包拯的墓葬。随后,他们对包拯遗骸进行了细致检验。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包拯头骨中含有异常高浓度的汞元素!
汞俗称水银,系剧毒物质,古往今来一直被作为重要杀人凶器。包拯头骨中汞含量高达0.14,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含量水平。这等于在尸体上发现了"现场犯罪痕迹"。
一时间,种种猜疑和阴谋论甚嚣尘上。人们怀疑包拯生前是否遭到暗算,甚至被宋仁宗这位"仁义之虎"暗中毒杀。这些猜测的根源,就在于对包拯生前最后时日的记载。
包拯墓志中对其死因的记载十分离奇:嘉佑七年五月己未,方视事,疾作归。上遣使赐良药,辛未,遂以不起闻。意即1062年5月,包拯还能处理政务,之后突然病重在家休息,宋仁宗特意派人给他赐送"良药"。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服下那剂"良药"13天后,包拯就撒手人寰了。
面对包拯头骨中汞含量超标的离奇现象,专家学者经过缜密分析,终于找到了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那就是宋代的医药文化传统。
汞是一种剧毒物质,但在古代医药中,确有将含汞的朱砂作为重要药物成分的传统。朱砂俗称"水银红",就是以汞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一种赤色粉末。
在《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中,朱砂被广泛记载为外用、内服两用之品,能"杀虫积、化瘀、止血"。由于其独特疗效,朱砂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运用于临床。
包拯生于宋代,正是朱砂药用风靡的时代。包拯身为宰相显贵,其药方自然不乏朱砂这种名贵之药,因此他头骨中含有一定量的汞并不足为奇。
更为重要的是,包拯下葬时正值盛夏。1062年5月,天气无比炎热,想要将包拯的遗体从河南运回安徽老家合肥安葬,必然需要先行防腐处理。
而在当时,常见的防腐药物便是含汞的朱砂。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官员丧葬,多使用硫黄、朱砂等勾芡汤液,浸泡尸体以防腐败变质。
如此一来,包拯头骨中汞含量超标的原因就非常合理了。由于朱砂防腐的原因,汞元素最终渗透进入了包拯的身体组织,从而被现代科技检测出来。
除了解开了包拯头骨中汞含量超标的谜团,考古队在发掘包拯墓地时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包拯的墓穴曾遭到严重破坏和掘夺。
根据现场勘探分析,疯狂劫掠包拯墓地的凶手很可能是南侵的金人。当年,金兵入侵安徽后,对这位清官有加的包拯墓无动于衷,反而予以疯狂掘夺,甚至一度将其尸骨暴露荒野。最后还是后人将遗骨草草掩埋在一旁。
可见,就连千古清名的包拯,在死后也难免遭受金人野蛮暴行的凌辱。这一发现不仅令人倍感痛惜,也使包拯死后无以为家的遭际曝光于世。
对于包拯头骨中汞含量超标的谜团,经过专家学者解惑分析,已经基本说得通。但最后剩下的关键一环尚未解开,那就是包拯为何会在服下宋仁宗赐药后不久便离世的离奇之谜。这无疑是直接影响到对宋仁宗嫌疑的关键。
幸运的是,包拯还留有一封涵盖其生平的亲笔手札。这封手札名为《与王荆公书》,写于包拯82岁那年。信中不仅提及了自己的一生经历,更重要的是回顾了自己与宋仁宗的诸多往事。
包拯在书中亲口称赞道:"上之爱臣,倍于子母。母且生我肉身,上亦生我官路。在朝十有七年,见君赐我以责、宠、诲、咎,深恩莫报。"
可见包拯对宋仁宗实在是怀着无比的感激之情。他视宋仁宗为再生父母,并为宋仁宗于官场的栽培有加而无比感恩。包拯用"宠、诲"二字亲口形容宋仁宗对他的关怀备至,生怕他走上歧路,可见宋仁宗对他诚心诚意、情同手足。
在这封遗书中,包拯更是在文后留下了感怀身世的深刻感慨。他写道: "岁在囗年,四大将颓,恐奄于永夜,萧然长大息耳。时时自勉,终不能存。"
由此可知,包拯在写下这封遗书时已经82高龄,体质每况愈下,四肢体弱多病,他自己也有感老年将至、大限将至的预感。难怪在数月后的1062年,包拯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读到这一段,不禁使人动容。原来包拯临终前曾留有这般珍贵的遗嘱,亲口证实了他与宋仁宗之间不同凡响的师生、父子般的恩义情分!书中更提及,宋仁宗待他诚心诚意,手足呵护,恩重如山。
从包拯遗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宋仁宗怀有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二人恩怨情仇,自是旷世师徒,慈父严子。但就在这封看似平淡无奇的亲笔遗书中,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细心的学者发现,在《与王荆公书》的行文中,有许多看似无心插入的奇怪词语,但这些词语若排列组合,竟然暗含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危在旦夕,恐为祸殃所及"!
包拯这位机警谨慎的宰相,生前早已察觉到身边有暗藏杀机,所以才在临终遗嘱中暗暗留下这般危险信号,以示警惕后人。
那么,究竟是谁在虎视眈眈,要置包拯于危险之中?按照线索来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包拯最信赖的君主宋仁宗本人!
上文已经引用过包拯在遗书中所说的一段话:"上之爱臣,倍于子母。母且生我肉身,上亦生我官路。"可见宋仁宗对包拯确实备加照拂,犹如慈父对儿子般的关爱有加。
但紧接着,包拯就说出了"在朝十有七年,见君赐我以责、宠、诲、咎,深恩莫报"的话语。这其中"责"、"咎"二字,很容易让人产生包拯在朝为官时曾受到宋仁宗的责骂、指责的猜疑。
事实上,在包拯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宋王朝上下确实发生了一些使他颇为忧心的变故。不少宋仁宗身边的嫡亲子侄开始倾轧包拯,污蔑他老迈昏聩、横加克扣。包拯不得不亲自上疏为自己求援。
这在当时确实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轰动。包拯素来与宋仁宗亲如骨肉,此事一度使宫闱争执不断。幸而最终宋仁宗还是重新申明了对包拯的器重和信任,但这一幕却使包拯深感宗室嫡势力的威胁和危险,所以才在遗书中留下隐秘危险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