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加点-学者技能

来源 | 微信公众号“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

作者 | 余智敏

访谈整理者按

杨玉良，聚合物化学家。1952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65年考入上海格致中学，1968年作为知青返乡务农，1969年作为赤脚医生，1974年作为工农兵进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77年毕业留校。

学者加点

1984年，他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聚合物科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他在德国马普聚合物研究所学习，从事固体NMR和聚合物科学研究。

1988年，他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聚合物科学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聚合物材料研发中心主任。1999年，他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部主任。2009-2014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在采访中，杨玉良院士主要讲述了他的生活经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老复旦大学，杨玉良院士讲述了复旦大学的印象，以及复旦大学在副校长和校长期间的努力，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

杨玉良院士 2019年8月22日，余智敏摄影

● 受访者：杨玉良

● 访谈组织者：余智敏

● 访谈时间：2019年8月22日

● 访谈地点：复旦大学化学楼

01

粮食匮乏的时代

余智敏(以下简称余)：杨院士，你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机遇。同时，作为一个老复旦大学，你也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的发展。我真的很想请你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

好的。1952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一个叫甘浦的小镇。我出生在中农，家境贫寒。家里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

1958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我六岁了。所谓吃大食堂，就是村民把家里所有的食物和大部分的生活用具都交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经营食堂，大家在食堂统一吃饭，不用付钱。

以前大家都把粮食省下来吃，说“忙的时候干，闲的时候稀”，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用南瓜、蚕豆、红薯作为补充。

但我们放开肚子吃，我的印象最多只吃两三个月，交出的食物都吃光了，然后就是严重的食物短缺。

我父亲是上海纺织厂的工人。虽然我父亲的生活很困难，但他每个月还是会送一公斤饼干回来。这种饼干含有一定的面粉成分，其余的估计是草粉，加一点糖精，味道很硬。

当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两块饼干。从我家到旅的幼儿园，孩子们走了大约十分钟，我的饼干在路上被抢了，孩子们都饿了。

在三年的困难时期，县里的人们来到我们的公社举办展览。我们镇上有一座城隍庙。城隍庙空无一人，菩萨雕像不见了，但房子还在，所以它被用作我们生产旅举办活动的地方。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草加什么可以吃，主要是为了普及这种“知识”。

所有可以吃的“食物”都做了展品。展览结束后，晚上关上门。第二天，当我打开门时，所有的展品都消失了。晚上有人翻墙偷了所有的展品。快七岁的时候，我来上海学习。

02

在上海念书

余:你为什么去上海读书？

杨：我父亲是上海纺织厂的一名机械修理工。当时，户籍制度刚刚建立，没有严格控制。我的父亲、母亲和我都在上海。在三年的困难时期，我不得不动员我回到家乡。我母亲带我回到了家乡。后来，根据政策，我父亲可以留下一个孩子，所以我从家乡回到上海上小学。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姐还在农村。

余:在三年的困难时期，上海的粮食状况如何？

杨:上海比其他地方好一点，但也严重缺粮。很多老家的人去上海投亲靠友。我家 14 至少有10个人住在平方米的房子里，地上都睡满了。

我父亲和我有两个户口，没有太多定量的粮票。最后，我父亲别无选择，只能在家里贴一张便条——你可以住在这里，但如果你有粮票，你最好带上粮票。

余:你父亲的工资水平是多少？

杨:我父亲是技术工人，工资比较高，一个月八九十元左右。

但是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姐在农村，还有我的祖父母，一大家庭都要靠我父亲养活。

父亲每个月发工资后，留出我们在上海要用的钱，其余的都要送到老家。这样，我们一个月缺钱很多天。

父亲工厂专门设有“互助基金”，由工人自己组织。“互助基金”是指工人发工资后，向“互助基金”支付几元。如果月底没有足够的钱，他们可以从“互助基金”中借钱。下个月发工资时，上个月借的钱将直接扣除。虽然我父亲的工资还可以，但我记得已经半个月了。我父亲将向“互助基金”借钱。

余:你在上海上小学吗？

杨:是的，我在家附近的延安东路二小学读书。这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小学。在课堂上，每天只有半天的课，剩下的半天，老师把学生分成小组，大约五六个人，这叫做“家庭学习小组”。每个人住的地方都不远。五六个人中，谁稍微宽敞一点，大家都会去他家，然后弄些凳子，在地上铺一块板，在他家做作业或者复习。其实他们只是在玩。

余:你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如何？

杨:我在学校一句话也没说。外号叫“小女孩”，成绩大概是中上水平。六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好。

到六年级，要考初中，可以考不同的中学。格致中学离我家不远——从河南路广东路出发，沿着广东路走到靠近人民广场的地方，就是上海格致中学。

还有其他一些中学，比如光明中学，也在我家附近，在西藏路，是一所很好的中学。光明中学主要擅长文科，而格致中学擅长数学，所以我选择参加格致中学考试。

03

知青返乡，赤脚医生

杨：进入格致中学后，一年级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开始停课。当时，出身良好的人自然是红卫兵。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属于上海的“保皇派”。后来，我没有参加任何其他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也在工厂里打架，说他是技术权威，他实际上是修理纺织机，完全自学成才。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经常发套红社论。父亲怕我出去参加这些运动，就让我每天在家抄社论。

余:当时复课成功了吗？

杨:不，停课不到两年，我就下乡了。下乡前，我有机会当兵。当兵要求最低体重90斤，但我只有89斤。如果体重不合格，我只能下乡。

还有，1968年分配时，经济状况很差，上海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岗位。这个学生100%下农村，叫“红”。父亲不相信我会去别的地方，所以我会回老家当农民。

余:你在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杨:刚下乡的时候，一般正常的男性劳动力按照“大寨式评分”可以得10分，但我只能得6分，因为下乡的时候身高在1.46-1.48米左右，别人看我矮，没有真正做过农活。

后来离开农村的时候，我的工分才达到9分。当时收入很低。 ，我父亲每个月在上海都有工资，总是寄一些钱回来，生活还能继续下去。

当了一年多的农民后，生产大队的人让我当赤脚医生。我去县里训练了两个星期，拿到了红皮书《赤脚医生手册》，回来就当了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比单独当农民好，相当于半农半医。农忙的时候，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去各个生产队看村民。

我们的生产团队有七个生产团队。我每个团队都要跑。早上大家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先去一个生产团队帮忙看病配药。完成后，我背上药箱，骑自行车，然后去另一个生产团队。

我骑自行车的水平很高。我背着一个药箱，即使是狭窄羊圈的柴火，只要把手能通过，我也能穿过；我也可以在山脊上骑马。即使我在田里遇到一个放水的缺口，当我骑马时，把手也会通过。那时，我很有能力。我18岁了。

余：你才18岁，你去看别人，别人信得过吗？

杨:当时农民没有别的地方看病，找我们看病也不用交钱。我们的生产大队有近900人，每人每年交1元，近900元是合作医疗站一年的资金。

为了支付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和磺胺类药片的费用，900元的一部分还花在注射和针灸、一些手术纱布和生理盐水上。

有些药物需要我们去山上采集，每次大约需要两天时间。春播或秋收结束后，农活不是很忙，每个生产队的卫生人员都会被叫到山上采集药物。

我们每个生产团队都有一名卫生员，共有7名卫生员，由我管理。药物收回后，第二天做好应该做的事情，如干草药、短切等，储存备用。

余:你以前没有学过医学知识吗？

杨:我去县里训练了两个星期，平时一定要看书。

嘉兴离我的家乡不远。嘉兴有一所卫生学校（技术中学）。我父亲碰巧认识一个人。他已经完成了卫生学校的学业。通过他，我在学校拿到了一套他们上学的教科书。它是从俄语翻译的。这套教科书包括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临床学。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读书时，我用了一盏煤油灯。灯上闪烁着大豆大小的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其他书可读。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书——大众哲学，另一本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本人还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等，也未必能理解，一本书翻来覆去。

我们的医疗站主要负责一些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配备中草药，针灸和一些小手术。这有点像战场医院。我们自己做，没有手术设备。

消毒就是弄个茶桶，把医疗用具放进去煮。如果手术稍大一点，单人蚊帐挂在屋顶上，手术就开始进行，手术用的蚊帐也放在锅里蒸。

我当时赤脚医生的水平很高，我救了很多人。

当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生即将上大学时，生产队的一些手指被手持拖拉机暴露的三角形传动带夹住。我们把它清理干净，剪掉残骨，然后缝合。我们必须把皮拉起来缝合，否则手指会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给他青霉素，因为一年只有20或30瓶青霉素，使用起来非常小心。

余:你听说过鸡血运动吗？它首先从上海兴起，很快传播到浙江。

杨:是的。当时打鸡血很流行，主要发生在镇上的卫生中心。我们镇上也有，很有意思。

虽然我们当时很年轻，但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当时，有些人饲养红茶细菌，吃洋虫，洋虫用枣子饲养。

鸡血在镇上的卫生中心。我亲眼看到很多人抱着鸡在卫生中心门口排队。鸡血通常是40岁以上的老年人。

04

工农兵学生毕业留校

余：你是怎么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杨:毛泽东有一个指示，就是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学生是从工农兵中挑选出来的。

我是由我们的生产大队（红旗大队）推荐的。成为工农兵的学生需要考试。去年，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被推荐参加考试。考试前，我去帮他做作业，但他的基础太差，考试没有成功。

等到第二年推荐的时候群众关系比较好，就推荐我。

起初，我也可以选择进入一所医科学校。因为我来自浙江，一开始我被浙江医科大学录取了，但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有问题。有一个政策，如果上海的知识青年尽可能地召回上海，所以我转到了复旦大学。

班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40岁，17岁。

余:一开始上课有困难吗？

杨:来复旦学习，只有初中一年级。

学校编了一本书，浓缩了中学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知识，大约200页。大约三个月后，老师开始上大学课程。

学习任务很重。我学得很认真。几个月来，我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终于跟上了课程的进度。我们没有考试，没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工农兵上大学不同于其他人上大学。有句话叫“上、管、改”。工农兵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

老师非常害怕看到学生。每周六都有一个“评价”活动，“评价”没什么，“评价”是指学生给老师建议，说老师教得不好，学生不理解等等。我来自一个农民，我家的教育概念也更传统。

我从小就有一种尊重老师的意识。在“评教评学”会上，我从未发表过批评老师的言论。

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门叫物理化学的课，Physical Chemistry，这门课是化学基础理论课中最难的。我自学的物理化学教科书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借来的。这本教科书是由南京大学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

教我们物化的邓景发老师在课堂上使用了自己的讲义。讲义中的内容基础理论薄弱，强调联系实际，谈论工厂里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也是有益的，但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仍然存在问题。

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向邓老师提出了一些建议，说他的讲义不好。当时，他还很年轻，是学校的骨干教师。邓先生一开始对我有一些看法，并不太高兴。

邓先生有一个叫做“电解银催化甲醇变甲醛”的科研项目。老师想去工厂工业化这个项目。我记得去了苏州溶剂厂。

我们全班都去了。每个人都住在宿舍里。一个宿舍有四五个人，我有一个特殊的待遇。我可以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与其他学生在工厂的大浴室里洗澡不同，我和邓先生一起洗澡。

为什么？刚工业化的时候，老师让学生每天在各种设备上测量数据，热量衡是一个严格的化学过程计算。邓老师知道只有我会计算这些数据，所以我有一个宿舍要求：我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必须在晚上计算所有的数据，然后把它们交给邓先生。那时，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邓先生被提升为院士。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经常一起评估自然基金项目。邓小姐身体不好，会打电话给我。我总是和他坐同样的飞机去北京。后来，他死于心肌梗死，这对复旦大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余：你的毕业分配到哪里去了？

杨：1976年以后，大学教授有了一定的发言权。1977年，我被分配到毕业班。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系里的老教授建议我留在复旦大学。

除了在苏州溶剂厂和邓景发老师一起做项目外，我还参加了化学系聚合物教研组的另一个项目，做了一种工程塑料聚苯醚。

这种工程塑料耐高温，电烙铁可以烫伤，可以用作电路板。更重要的是，它重量轻，强度高，也可以作为军用塑料枪支撑。聚苯醚醚是英国人首先发明的，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

“开门办学”是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的教学内容。我们在上海天山塑料厂呆了一个月。在那里，我负责一个四人小组，专注于聚苯醚硫的合成。

根据国外专利和文献，氢氧化钾应用于盐中，以合成聚合物聚苯醚啶。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钾的活性相对较大，而钠的活性太小，因此无法聚合。我做了非常仔细的理论研究和数学推导，发现没有必要使用钾。高分子量聚苯醚苷仍然可以通过氢氧化钠或碳酸钠聚合。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解决系里老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系里的老师，包括当时的总支部书记，都觉得我好像很厉害。

从上海天山塑料厂“开门办学”回来后，我很快就毕业了，留在了复旦。

05

中国第一位高分子科学博士

杨:1977年以后，全社会都不接受工农兵的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上好课，也不是真正的大学毕业生。

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声誉很差，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很低。事实证明，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60元，我们的月薪是45元。

如果你去人事部查档案，你会发现工农兵毕业后没有考研。档案中的学历栏填写了“大普”，而不是“大学”，当时我们没有学位制度。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采取了“两名士兵学生回到炉子里”的措施，即留在学校的工农士兵学生由各部门的老教师补课，然后参加考试。如果他们通过考试，他们将被授予大学学位。我总共要参加12门课程。四门课程后我放弃了。

我在数学考试中得了满分，在整个化学系中排名第一。第二个是无机化学。我在系里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比我少了近20分。

无机化学试题由系里的老师谢高阳教授提出。他在无机化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谢高阳教授还问谁是第一名，是不是无机专业。结果他发现是聚合物专业。

多年后，我们成了忘年交。第三门是力学。我考得不是很好，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我尝试了第四门课程来分析化学。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例如，在酸碱滴定实验中使用什么指示器，指示器的变化点是什么pH值，等等，这些都需要我自己死记硬背。结果，我得了59分，失败了。

我也是留校老师，就去找评论试卷的老师，看能不能在试卷里多找一分，再多一分我就能通过这次考试。

改试卷的老师恰好是夫妻俩，都是留苏回来的，对工农兵学生肯定也有意见，说不行。

我也很生气，突然发现自己也很愚蠢，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要4门课，“两个士兵学生回到炉子”考试12门，所以我决定第二年参加研究生考试，说实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参加研究生考试，纯粹因为这样的功利主义思维的意外结果。

硕士毕业后，我们高分子专业的老教授于同隐建议我留下来读博士。

我不想继续在复旦大学学习。我想考吉林大学，做唐敖庆或他的弟子江元生的博士生。唐敖庆在中国理论化学领域排名第一，已经去世多年了。

后来，我的导师于同隐教授告诉我，“算了，别考那边……”于是我考了复旦博士。当时，一些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聚合物链静态动态行为图形理论》，后来获得了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家奖，但当时我无法提前回复。当时，学位制度刚刚恢复，我们的研究生院刚刚成立。我已经是一名教师和孩子了。

有一次我在工会食堂吃饭，遇到了研究生院的女院长。她告诉我，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一份文件，可以提前毕业。我很快准备了论文，通过了辩护，顺利毕业。

博士论文完成后，新生刚刚进入学校，需要辅导员。学校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获得博士学位，所以我被要求成为研究生辅导员。这时，我记得我可以出国当博士后。

两年后，我出国做博士后研究。

余:当时国内聚合物专业是什么样的？

杨:当时全国聚合物专业的地方很少。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是真正完整的聚合物。这五个单位是中国聚合物专业中发展最好的。

即使是中国最好的，与国外的差距仍然很大，除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聚合物物理问题研究，其他基本上集中在聚合物化学领域，同时涉及一点聚合物力学行为，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聚合物物理，基本上不了解聚合物物理的相关理论。当时，从事聚合物科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化学背景。

余同隐教授也来自有机合成化学，从事聚合物合成化学。

当时，余同隐教授意识到聚合物物理的重要性。鉴于我的数学基础稍好，他为我安排了做聚合物物理的任务，研究方向是聚合物物理的理论，我现在已经做到了。

回到十多年前，复旦大学的聚合物物理学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之一。目前，我国聚合物科学发展迅速，复旦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在中国努力保持一流。

余:你后来去了哪个国家留学？

杨:于同隐让我去美国当博士后。我是中国第一个聚合物博士，但是美国的学校根本不了解或者接受中国培养的博士，工资很低。

这件事上报了学校。当时谢希德是校长，谢校长说不行。美国怎么能把我们的医生看得这么低？至于我自己，我联系了德国。

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所长表示，基于我在世界上发表的9篇文章，他们接受了我的申请，只要我确定了时间，我就可以通过。

决定去德国后，你需要把美国推掉。就在美国的教授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呆在家里。

美国教授离开后，余先生告诉我，教授说他想见我。余先生告诉他我出了车祸，住在医院里。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诚实和善良的人，这对我的生活和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余:那时候出国要通过语言考试吗？

杨:是的，我考的是 EPT 。

余:到了德国马普，你学得更先进了吗？

杨:是的，这很有趣。我一生中改变了很多研究方向。当我还是工农兵的学生时，我做的是聚合物合成，比如聚苯乙醚的合成。

大学毕业留校期间，我做的是耐高温聚合物的合成。当时核工业用的一种耐高温材料叫聚苯基喹恶啉（PPQ），它是核热工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

对于硕士学位，我做光散射，研究应力产生的银线和裂纹的光散射，然后研究材料的结构性能，光散射更物理化。

对于医生来说，我做的是图论，研究数学中图论在聚合物构象和粘弹性分子理论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

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老师做固体核磁共振，研究聚合物材料的表现和性能。做核磁共振需要量子力学的知识。学化学的人根本不学量子力学，但是我自己学过，对我来说不是很难。

虽然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核磁共振，但我很快就进入了这个领域。

德国教授很惊讶地看到我开始得很快，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他很高兴告诉我，我不需要亲自做实验。他派了两个博士生给我，让他们做实验。我可以负责指导。

我在马普学院很有名。我是一名博士后和一名小老板。我每天早上都去研究所，和学生们谈论工作安排，讨论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就像开门咨询一样。吃完午饭后，我回家看书。

余：与国内相比，当时德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如何？

杨:当时中德两国的生活差距是天地之间的差距，科研条件也大不相同。他们的一个大教授课题组的科研资金比复旦大学一年多。

回国后，我遇到了麻烦。当时中国还很穷，买不起核磁共振仪器。我不得不把它改成液晶。后来，由于国家的需要，我从事了BOPP、PPR、基础研究和开发PE100和碳纤维。

反正我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从化学到物理，从理论到实验，从实验到材料，再到先进材料。幸运的是，我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我不怕任何新领域。换领域甚至换职业更容易。

06

再回复旦

余:你回国后一直呆在复旦？

杨:是的，基本上是这样。后来被评为副教授。当时我开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有了国家资金和霍英东基金，我一直在做“863”和“973”的大项目。

我回国后的工资也很低，1988年的月薪只有100多元，但是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

1999年，我成为复旦大学副校长，负责科研和产业。复旦科技园是我创办的，也是当时全国前三的科技园。

2003年晋升为院士后，有人开始关注我。后来，我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担任主任。2009年，我回到复旦大学担任校长。

余:你对管理复旦大学有什么看法？

杨：我有我的学术观念。我读了很多书。可以说，我读过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名字。我在复旦大学也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人文基金，给予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以往的支持。科学技术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文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我有很多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朋友。

第二，我理顺了复旦总部与医学院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在北欧和美国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哥本哈根大学。UCSD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的布鲁金斯（Brookings）与华盛顿和平研究所等智库建立了联系。

余：你为什么要辞去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

杨:2013年11月，我提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我连续三次报告。2014年10月，我正式辞职。

我辞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在985所大学中，我是最大的校长，另一个是因为我对大学治理有自己的想法，但我认为我无法实施我认为的想法。

我认为，在坚持办学方向的前提下，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大学的充分自治。

我一直在做自己的生意，花10%的精力保护古籍。

修复和保护古籍的任务非常繁重。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条件不够，债务太多。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科技背景的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将现代科技引入古籍保护和修复是一项新任务。

为了保护古籍，首先，我主要从社会上筹集资金；第二，建立了印刷材料实验室；第三，启动了复旦大学的第一批项目；第四，建立必要的国际联系。

现在我们的研究所在世界上很有名，在这个行业，更好的科学家很少，我被邀请了几次国际报告，我们的学生也被埃及开罗和加利福尼亚邀请帮助他们修复各种纸质文献，也有很多国家相关人员来我们的研究所短期学习。

余：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作为一个老复旦人，你认为复旦的精神气质是什么？

杨：复旦大学相对低调，清华大学务实，北京大学思想活跃。一所真正影响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因为五四运动。

中国科技大学也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专注于技术，中国科技大学的成年人非常务实和努力，但他们不想成为像部长这样的官员。复旦大学的人们不太重视每年发送多少文章。

复旦大学最好的一点是氛围自由。复旦有一个民间校训，叫做“自由无用的灵魂”。

复旦相对低调，著名学者，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基本上都不是很沉默。

例如，复旦大学从事思想史的葛兆光、从事历史地理的周振和、编辑《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都非常强大，知识也做得很好；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余武金。他可以算是一个等待的人。每当他有关于马克思研究的讲座时，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他也很低调。不幸的是，他后来去世了；张军、李维森、华民等都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研究蒙元史的姚大力也非常优秀，研究蒙元史，了解蒙文、藏文、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写的文章，也不和别人争论。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当我还是校长的时候，我结交了一批文科教授。我知道他们的水平很高。不幸的是，我的任期相对较短，但在我的任期内，我试图给我们的文科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我常说我是农民，腿上的泥还没洗干净，既不是知识分子家庭，也不是干部子弟。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人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才有了现在的发展。

我是1977年大学(工农兵学生)毕业的，接下来是20世纪80年代，这是中国整个知识领域思想最解放的时候。

当时学校没有给老师安排上课，他们会在学校贴一个广告，说哪个教学楼第几个教室晚上讲什么。学生们去上课。讲台上只有老师自己站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挤满了人。

当时我意识到一批大师的学术水平很高。我以前学过量子力学。听了倪光炯两周的量子力学，脑子里很清楚知识。

复旦大学数学系的一位教授在我们老校区的一个大教室里讲线性代数。教室和台阶上挤满了人，窗户也挤满了人。我们去食堂买饭后，会占据位置，否则听不到老师的讲座。卢鹤琏先生告诉我们量子力学的哲学。他也是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在没有手稿的情况下做了一份报告，所以他把一叠卡片放在桌子上。在说话的过程中，他不时拿出一张，告诉我们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观点。

物理系的王兆永教授讲数学和物理方程。这些都是困难的理论课。当时，杨振宁又访问了复旦大学。当时，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刚刚提出。我在化学系组织了几名年轻教师学习。我主要讲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

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学习热情很高，晚上教室里的灯光都亮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学术问题，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很简单，也很普通，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些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上一代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老了，我们刚刚接手，但我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管接力棒，把它交给下一代。

我们不认为自己很高，更不用说我们这一代饥饿，痛苦作为教下一代的资本，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地位和责任，我们的科学家是我们这一代幸运的，因为这样的人很少，所以我们承担很大的责任。

比我们年轻十几岁、二十多岁的人，现在在科技界的水平比我们高很多。近2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后一代接踵而至。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致谢

感谢杨玉良院士的采访机会，感谢导师熊卫民教授的研究支持和采访稿整理中的多次指导。

余智敏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生

《科学文化评论》第17卷第2期(2020)